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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哈军工老教授、著名航天专家梁守槃院士
2009/9/14  来源:老藤的BLOG 作者:


博主按:据《中国航天报》报道,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者之一、著名导弹和火箭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梁守槃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9月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梁先生是哈军工开创期的老教授,是我们哈军工学子敬仰的老师。1956年9月,为了支援国防部五院,陈赓院长把任新民、梁守槃、庄逢甘、朱正四教授调到北京。从此,梁老在导弹、火箭的研制上,立下不世之功。 博主在写作《哈军工传》的时候,曾两次采访过梁老,当面聆听教诲。梁老对哈军工感情很深,耄耋之年,仍经常参加哈军工校友的联谊活动。对于梁老仙逝,我深感悲痛。特把《哈军工传》第八十六章中关于梁老的故事贴到博客上,以表达悼念和缅怀之意,我们哈军工人都应该记住梁老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的英名。

在任老(任新民)隔壁的办公室里,坐着另一位两院院士,他是与任老一起由哈军工调入五院的梁守槃教授。

    梁守槃比任新民小一岁,1916年4月13日生于福建福州市,父亲在北洋政府司法部任秘书,所以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梁守槃是在北京受的教育。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欺凌,深深刺激了梁守槃幼小的心灵,他立志长大后为中国的富强而效力。1927年他考入北京四存中学,当时社会上“工程救国”的呼声高涨,他也想将来学工程。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淞沪战争,中国的失败终于促使青年梁守槃走上“航空救国”的道路。

1933年,梁守槃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航空专业,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了他的座右铭。

    1937年,梁守槃大学毕业,到南昌航空机械学校高级机械班继续深造,后来任航空委员会绘图员,抗日战争爆发后,梁守槃痛切感到只有建立中国自己的军事工业,才能驱逐日寇。怀着科学救国的强烈愿望,梁守槃漂洋过海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航空专业,一年后取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本可以留下来继续攻读博士,但他毅然返回战火纷飞的祖国。

    1940年,梁守槃在昆明西南联大任讲师、副教授。1942年,他辞去副教授职务,到国民党空军在贵州大定办的航空发动机厂任设计课长。他想用自己的满身技术去造飞机,打日寇。他与同事们千辛万苦地筹划,想设计一种飞机发动机,请求批准。但得到的回答是:“你们设计的发动机能保证比美国的强吗?如果不能保证,还不如买美国的。”

    面对中国政治的腐败,梁守槃愤慨、彷徨、无奈,只能仰天长叹。

日本投降后,梁守槃悄然离开大定,来到人才荟萃的浙江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任浙大航空系主任,领导和组织全系人员完成了风洞和发动机试车台的建设。

    1952年10月3日,刚由浙大调入华东航空学院的梁守槃接到由邓小平签字的国务院的调令,调令上调三个人,除了他还有曹鹤荪和另一位教授,学院虽然不愿放他走,但中央调令不可违。梁守槃在上海见到负责调他的黄景文和赵子立之后,于10月底离开上海到天津,

    在天津站上,任新民已为他买好了去哈尔滨的火车票,这是任新民和梁守槃的初次相识。

    梁守槃性情耿介,脾气倔犟,有话直说,在哈军工的老教师中颇有点个性。

    哈军工空军工程系成立之初,他负责航空发动机实验室的建设和教材准备工作,在苏联顾问的眼里,这位身材不高、相貌憨厚的教授会主任更像是个干钣金活的老工人,因而并不太看重他。梁守槃是个不善言辞的实干家,他主持各种活塞式发动机和涡喷发动机的试车台建设,苏联专家提出一系列的设计参数,梁守槃仔细看过,却不予评论,依然根据自己的经验领导助手们搞设计和安装。系主任唐铎悄悄问他:“要不要找苏联专家们帮助?”梁守槃淡然一笑:“不需要。”

    梁守槃自行设计的试车台简单合理又好用,苏联专家要求发动机座的高度为5米,梁守槃给砍成2米,不仅保证试车台的质量,且节约了大量建设费用。

    梁守槃的过人才华和能力令苏联专家刮目相看。陈赓和唐铎也十分器重梁守槃,陈赓单独找他谈话,给予亲切的鼓励。唐铎常常来看梁守槃的工作,那次问他在哈军工的工作是否安心,梁守槃直言道:“我爱人的工作问题一直没解决,我们还两地分居,所以我不愿意长期留在军工,但是我在军工一天,就一定把工作做好!”

    哈军工第一次为教授们授军衔时,梁守槃是三位上校之一,说明陈赓和哈军工党委领导们慧眼识英才。

    1956年9月,梁守槃奉调北京参加五院的建院工作,作为训练班的主任,他克服没资料、没设备的困难,延聘专家为156名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开班上课,组织了各项航空和导弹基础专业的学习。

    1957年春节,梁守槃和任新民、庄逢甘一起到陈赓家里拜年,陈赓笑问梁守槃:“来五院后安心吧?”

    梁守槃道:“安心!其实我55年参军后就安心在哈尔滨了,军工答应我56年分给一个大房子,把我爱人从上海调来,后来刘有光副政委告诉我:什么都不用了,要调你去北京!”

    陈赓道:“看来军工动作太迟,否则就能把你留在军工。”

    梁守槃时任五院发动机研究室主任,他驾轻就熟,得心应手地组织设计和建设我国第一个火箭发动机试车台,苏联专家来到五院后,称赞道:“这个台子不错,完全可以建成使用。”

    “东风二号”导弹发动机就在这个台子上试车。

    1958年5月,五院任命梁守槃为“P-1”导弹仿制的总设计师,负责技术抓总和指挥,他既坚持向苏联专家学习,又不迷信苏联专家,强调中国人自己要有自信心。

    苏联专家坚持弹上的环形气瓶,要用他们的冷轧钢,而中国当时没有这种钢,梁守槃仔细研究工艺资料,发现产品成形过程中,要经过回火工序,实际上也就成了热轧钢,他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苏联专家无话可说,同意采用中国国产的热轧钢,实践证明梁守槃的意见是正确的。

    在初次发射导弹时,苏联专家坚持火箭的推进剂必须用苏联产的液氧,因为中国的液氧没有苏联的纯,含可燃物质太多,使用中有爆炸的危险。梁守槃经过认真反复的计算,证明中国的液氧完全符合指标要求,问题出在人为的理解错误,把杂质的气态容积当做液态容积,因而相差1000倍,而且十几吨液氧中的杂质不可能集中到一点同时氧化。1960年9月,在苏联专家撤走后,用国产的液氧,独立操作,成功地发射了我国第一枚导弹,实践又一次证明梁守槃的意见正确。

    丰富的想象力,敏锐的洞察力,使梁守槃在科学实践中常常比别人想得更深,看得更远,做得更实。由于认识上的差距,常引来学术上的争论,使梁守槃落下一个“犟老头”的名声。

    让老航天人记忆犹新的是首次发射“东风二号”导弹之前,梁守槃的四处游说呼吁。

    1961年冬天,在研制新的火箭发动机时,梁守槃提出应当使新发动机通过更长的验收试车时间,才能保证质量。另一方面,他又提出应尽快把全弹试车台建起来,以考验导弹各系统的互相协调情况,尽管梁守槃苦口婆心,应者寥寥,他这两项意见,都没有被采纳。

    翌年3月21日,“东风二号”首次发射失败,任新民痛苦地指出:“地面试验不充分”,此时人们才意识到,当初“犟老头”说得对。

    于是,在钱学森和任新民的支持下,全弹试车台被列入重点建设计划而昼夜不停地施工。

    梁守槃在担任五院发动机过程研究所所长和五院三分院副院长期间,领导和主持了发动机和推进剂的研究和试验,连续取得一系列的重要、关键的科技成果。


在火箭发动机中使用偏二甲肼作燃料,可以提高比冲,但苏联专家说,这东西虽然有较高的比冲,但有剧毒,而且是积累性的,使用这种燃料等于“抱着老虎睡觉”,太危险。苏联专家撤走之后,梁守槃承担这个课题的研究工作,他知道,只有闯出新的燃料之路,大推力发动机才有可能研制成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下决心探探“虎穴”。

    梁守槃先找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朱鲲教授,共同商定对这种推进剂及其燃气的毒气测定方案,以及万一中毒的治疗方法。春去秋来,日出日落,梁守槃守着“虎穴”。经过一年的大量研究试验,证明这种推进剂是非积累性中毒,即随着人体自身新陈代谢过程可以自行排出体外,而且找到了解毒的特效药。梁守槃领导大家完成分析操作规程和理化性能测定,偏二甲肼这只“老虎”被梁守槃降服了。

    梁守槃继续研究煤油与这种燃料的混合使用,可代替需用20公斤粮食才能提炼1公斤的混胺-02,作为中、小型火箭发动机燃料。这一成果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粮食,获得了1964年国家科委一等奖。

    梁守槃不仅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还是一位长于巧思的发明家。他常常在静室中独坐,脑际中一个奇想犹如闪电掠过,随之而来就是解决科研难题的方案。

    苏联专家撤走后,摇篮中的中国航天事业面临夭折的风险。一切要靠自己救自己,为了设计更大推力的发动机,梁守槃提出,可以把几个离心式涡轮泵并联起来,不必每次都设计新泵,这个大胆的思想与苏联专家走前的观点正相反,不少人以怀疑的目光看着他,经过试验,涡轮泵的并联方案可行。

    储存火箭发动机燃料硝酸和过氧化氢的容器有特殊的要求,既要耐高压,又要耐腐蚀,原设计拟用外国进口的不锈钢。那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外国断绝了供应,容器问题困扰着研究所的才子们。

    梁守槃也在苦苦思索着,他忽然想到了篮球,它为什么既有弹性又耐磨?篮球是双层结构嘛,里层是保证弹性的内囊,外层是耐磨的皮革。两者结合起来各自发挥特长,就成了足篮排三大球。梁守槃微笑着踱出办公室,布置助手们试制双层金属容器,容器里层采用耐腐蚀性能好的铝材,外层用强度高、耐高压的钢材。试验后果然成功,解决了当时的材料供应难题,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外汇。

    几十年的航天生涯,梁守槃的科研成果不胜枚举,但他对国家最重大的贡献则是建立了中国自己的海防导弹系统。

    1965年,在研究中国岸舰导弹发展道路问题时出现了两种意见,有人主张继续仿制,梁守槃提出相反的意见:“完成一个型号的仿制,已经够了,现在应该挖掘潜力,自行设计。”上级支持梁守槃的想法。

    航天老将梁守槃又披挂上阵,主持设计我国第一个岸舰导弹。在设计中,他提出三项重大技术措施,使得导弹重量比引进的同类产品加大了40%,而有效射程则加大了两倍。从开始论证报告、改建生产车间到发射第一枚导弹,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

    1967年秋,一个传奇故事在中国航天界广为流传。

    导弹发射场的上空明净碧澄,见不到一丝云彩,而此刻,参试人员的心头却压着厚重的愁云。新型反舰导弹连续三次发射,均告失败。

一辆急驰而来的军用吉普车在发射架前戛然停下,人们的目光落在从容下车的梁守槃身上,“梁总来了,可能有办法了!”人们小声议论。

    梁守槃在导弹发射架前审视地瞅了瞅,又默默地绕弹三匝,站住了,向助手们问了问,低头算了算,突然以命令的口吻吩咐道:

    “你们把导弹发射架锯短1.2米,倾斜45°,再打!”

    说罢,他钻进吉普车,绝尘而去。

    现场的科技人员惊疑不已,就这么简单吗?可梁总是这个型号的总师呀!

    奇迹出现了,修正发射架后,导弹直冲晴空,呼啸远去,发射成功!

    这个故事越传越神,越传越远,连聂帅都知道了。10月10日,聂帅亲自到发射场看导弹发射,果然发射成功,聂帅看着梁守槃,温和的目光中充满着赞许,笑问他其中奥妙。

    梁守槃憨憨地笑笑,好像在和聂帅谈家常:“我一说您就明白。有人以为试验失败是因为导弹内雷达质量不过关,其实呢,雷达本身没问题,问题出在导弹发射时,受到导向梁的牵引,产生俯仰运动,使雷达在弹内剧烈跳动,撞在壳体上而损坏,锯短发射架,调整倾斜度,就是不让导弹发射时发生俯仰摇摆,减小震动。”

    解决雷达撞击问题之后,又出现导弹的提前入水问题,梁守槃对导弹末端制导段的飞行弹道进行分析,证明末端制导雷达天线回调角太小,导致导弹俯冲过程中弹体下沉量过多。他决定改变雷达设计,使天线回调角随射程而变化,再发射,导弹准确命中目标。

    技高人胆大,梁守槃以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一丝不苟地认真细致分析问题,才能独具慧眼、手到病除。

    1970年,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我国自行研制低空超音速反舰导弹,梁守槃受命主持这项艰巨的研制工作。当时连美国等发达的工业国家对实现导弹超低空超音速飞行的问题都感到头痛,从技术上讲,太难了。中国的十年浩劫,又白白浪费不少光阴。在航天界,反对这个项目,建议项目下马的意见如一波又一波的大浪压向梁守槃瘦弱的双肩,他以顽强的毅力,顶住各种要求半途而废的议论,克服了工作中不少挫折,经过前后27年的苦熬苦干,一步一步到达胜利的彼岸,实现了海防导弹的超音速掠海飞行。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超音速低空飞行特性的反舰导弹(C-801)。

    1984年的国庆35周年盛大阅兵式上,一辆军用载重车载着蓝灰色利剑般的导弹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外国记者称这种导弹为“中国飞鱼”,这就是梁守槃和他的同事们研制的中国固体战术反舰导弹,它实际花费的研制费用仅相当于法国“飞鱼”导弹的1/5。

    两年前的英阿马岛之战,法制“飞鱼”导弹一举击沉英国“谢菲尔德”号驱逐舰,“飞鱼”声名大噪。中国“飞鱼”的出现,着实让西方国家军事家们认真评论了一阵子。

    当中国的反舰导弹出现在巴黎博览会上的时候,西方国家的军事家们十分关注这种居世界领先水平的新式导弹,称它为“最令人惊讶的超音速反舰导弹”。

    梁守槃27年的心血化成了一道彩虹,正是由于他那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忍不拔的顽强精神,才闯出中国自己的海防导弹的发展之路,使中国永远改变了有海无防的屈辱历史。如今中国已研制成功三个系列的岸对舰、舰对舰和空对舰等多种型号的海防导弹,并多次参加国际防务博览会。

    和老战友任老一样,梁老也是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耄耋之年,仍在航天工业集团科技委任高级技术顾问,为晚辈们出谋划策。一位有大功于国的中国火箭巨匠,神定气闲地坐在简朴无华的办公室中,椅子背后是一张北京市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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