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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是“哈军工”老教师们最鲜明特点
2009/12/2  来源:《军工之光》2009年11月第四期总第42期 作者: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教授、退休干部杨昂岳 在学校“哈军工”优良传统报告会上的发言


    军事工程学院筹建之初,急需从全国各地方大学调一批老教师,组建骨干教师队伍。在陈赓院长筹划下,请调教师名单获教育部通过,调令由周总理签字,以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名义发出。“哈军工”凭此“尚方宝剑”,得到各高校及科研院所支持,调来60多名教师,其中教授37名,超过50岁的只有3人。因为需要,这些学有专长、在学术界颇有名气的教师一入“哈军工”,就中断了与国外亲友的联系,在学术界“蒸发”了。他们年富力强,勤奋敬业,严谨治学,最令人敬佩是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哈军工”老教师们最鲜明的特点。


一是以科技救国为己任。

     旧中国的军事工业极其落后,没有军事工程技术类高等教育。“哈军工”的老教师们大多留学欧美,选学当时国内不吃香的军事工程技术类专业,目的就是为了科技救国。尽管在国外学习、工作十多年,站稳了脚根,享受着丰厚待遇,但他们拒绝“绿卡”诱惑,毅然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如原副校长周明鸂教授。

     日本侵华期间,高步昆(1960年随老五系调工程兵工程学院)、曹国惠(1975年病逝于长沙工学院哈尔滨留守处)、沈正功(1960年随老二系调炮兵工程学院,现南京理工大学)等东北籍老教授正是热血青年,不甘当亡国奴,流亡到关内。“七七事变”后,京、津、沪、杭、武汉、长沙等地各大学纷纷迁往大西南,许多“哈军工”老教师拒绝为沦陷区日伪服务,纷纷到大西南工作。孙本旺教授(后任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作为南开大学先遣人员到西南联大任教;曹国惠教授在东北沦陷后从东北大学转到清华大学,日军侵犯华北后又到西南联大任教;年轻的慈云桂(后任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何水清(后任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副院长)跋山涉水走出日伪统治区,到西南联大求学;张良起(后任国防科技大学校长)拒绝在沦陷区的交通大学读书,辗转到重庆的交大复学,这些都是“哈军工”老教师们的爱国行为。

     “哈军工”一些老教师在抗战时期,曾在国民政府西南地区的兵工厂工作,为抗日作贡献。1939年,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在贵州省大定县(今大方县)羊场坝一个叫乌鸦洞的山洞里创建了一座航空发动机厂(简称大定厂),到1946年竟然生产出32台合格的航空发动机,堪称中外航空工业史上的奇迹。“哈军工”有四位老教师曾在大定厂工作,梁守槃教授当时任大定厂研究课首任课长,梁教授1956年由“哈军工”调国防部五院(导弹研究院)工作,是我国航天界的元老,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马明德教授当年任大定厂设计课工程师,马教授在“哈军工”主持设计、建造了7座不同类型的风洞,为我国航空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曾任“哈军工”空军工程系副主任、国防科委航空技术委员会委员、国防部五院科技委特邀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哈军工”原子工程系副主任、原国防科技大学八系副主任欧阳昌宇,1945年从浙江大学毕业后也进入大定厂机工课工作。“哈军工”空军工程系高级工程师胡广家也曾在大定厂工作(1970年随一系调西北工业大学)。

     “哈军工”老教授沈正功、任新民(1956年调国防部五院,1975年任七机部副部长,1980年当选中科院院士,两弹元勋)、唐本庆(随四系调装甲兵工程学院),抗日战争期间都曾在国民政府重庆二十一兵工厂工作,研制生产七九式步枪等军品。

二是以科技报国为追求。

      1949年5月,解放大军逼近上海,国民党官员纷纷溃逃台湾,国民党兵工署多次催促时任兵工学校领导的张述祖教授(后任军事工程学院筹备委员会副主任、科教部部长,是“哈军工”首席教授)去台湾。张教授认识到共产党才是代表中国的进步力量,坚决不去台湾。为了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怀疑,他设法敷衍兵工署,让军方把一大木箱普通书籍先托运到台湾,随后躲到朋友家中,直到解放后的第二天才敢回家。上海解放后不久,陈毅市长就派出干部找到张述祖,对其不顾国民党压力,拒绝去台湾,追求进步的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希望他联络兵工专家,出来为新中国工作。随即,张教授串联了十几位兵工校友及兼课教授,在家里开了两次会,大家一致表示投身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决心,通过了张教授起草的给陈毅市长和粟裕司令员的报告,表达了愿以平生所学,奉献给我军建设的愿望,并希望创办军事技术院校,为部队培养技术人才。陈毅十分重视教授们的意见,安排他们去位于南京的华东军政大学工作,华东军政大学专门为这些专家成立了军事科学研究室,张述祖任主管业务的副主任。不久,研究室划归华东军区司令部领导。1949年10月初,陈毅参加开国大典后,返沪途中特地在南京停留,接见并宴请研究室的全体专家,他充分肯定专家们投身革命,参加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爱国主义精神,鼓励大家搞好科学研究,为解放台湾作准备。1952年8月,华东军区忍痛割爱,将军事科学研究室调入“哈军工”。当年在给陈、粟报告上签名的张述祖、曾石虞、赵国华、钟以文(1960年随老五系调工程兵工程学院)、沈正功、鲍廷钰(1960年随老二系调炮兵工程学院)、张宇建(1960年随老二系调炮兵工程学院)、马明德、周祖同、赵子立(1960年随老二系调炮兵工程学院)、何乃民(1956年调任交通部总工程师)、金家骏(1960年随老二系调炮兵工程学院)12人以及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的任新民、岳劼毅(1970年随一系调西北工业大学)、朱正(1956年调国防部五院)、许哨子(1960年随老二系调炮兵工程学院)等,都于1952年到“哈军工”报到。

     1949年11月9日,国民党政府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部分在香港的员工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权,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他们将12架飞机及大批航空器材、配件运到北京、天津,成为新组建的中国民航的起步家底。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爱国壮举,是新中国航空史上的一件大事,为新中国的航空事业立了大功。参加“两航起义”的八位技术专家董绍庸、凌之巩、邹志楷、华光时、蒋志扬、李纬文、严汝群、余新福于1952年调“哈军工”任教。董绍庸教授1963年调四川江油航空发动机研究所任所长,邹志楷1960年随老二系调炮兵工程学院,华光时、蒋志扬、李纬文、严汝群文革后期随空军工程系去了西北工业大学,余新福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调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后任北京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

     新中国成立后,旅美学者“哈军工”罗时钧教授在他的老师钱学森影响下决意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1950年8月31日他与著名原子物理学家赵忠尧及沈善炯博士登船启程,9月12日船到日本横滨港,船上广播要求他们调整床位。他们带着行李到指定房间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拿着名单对他们说:“你们看船上有100多个中国人,有哈佛的、麻省理工的,为什么偏找加州理工的?钱学森,你们都是知道的。”接着,强迫他们到厕所脱光衣服检查,随身行李中笔记等文字物品全部扣留,并威胁说:“要么回美国,要么去台湾,要么在日本坐牢。”他们想,选择前两项就难以回国了,宁可在日本坐牢,出来后还能争取回国。就这样他们被关进东京下野曾经囚禁日本战犯的巢鸭监狱。他们被剃了光头,身上洒上了六六六粉,并被一一编号,倍受侮辱,吃了不少苦头。经过三个月的检查,美方未发现他们携带任何机密材料,在中国科技界及国际友好人士的呼吁下,美方提出要把他们移交给台湾国民党驻东京的机构。他们担心被胁迫到台湾,就要美方保证不会强送台湾,得到保证后才出狱。国民党方面还是劝说他们到台湾去,并出示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签署的聘他们为教授的聘书,他们婉言拒绝。船到菲律宾马尼拉时,台湾当局又派人来纠缠,许以厚禄,他们仍不为所动,终摆脱险境,经香港罗湖桥回到祖国大陆。罗时钧1953年由中科院调“哈军工”任教,1956年国防部五院成立时,钱学森要求调罗时钧等六人去五院工作,因学院教学工作需要,“哈军工”留下了罗教授,“哈军工”解体时随空军工程系去了西北工业大学。

三是以科技兴国为理想。

      “哈军工”所处的特定历史时代曾造成许多领导和老教师的坎坷人生,遭受冤枉委屈,但他们在逆境中不减强军兴国之志。慈云桂教授在文革中刚出“牛棚”,就到国家科委去论证每秒100万次计算机方案,领来“718”任务,在文革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成功完成任务,该机后来用于我国首次向南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的试验。乌云散尽,这些老教授们又一往情深地为国家、为军队现代化建设忘我奋斗。慈云桂教授在1978年代表学校立下亿次计算机的军令状,从此国防科大开始了银河巨型机系列的研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罗时钧教授文革中遭受到残酷迫害,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任西工大副校长,科研成果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当选为陕西省劳动模范。张良起教授文革中被打成17人的“反革命教授集团”成员,1970年南迁时,他还处于“半解放”状态,拖了一段才通知他搬迁。多年来他一直埋头做学问,1978年成为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博士生导师,上世纪80年代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双足步行机器人,并担任国防科大第二任校长,他淡薄名利,廉洁奉公,留下了极好的口碑。谭自烈教授文革中被打成“001大案”的兵工潜伏特务,曾被关在大衣柜中。上世纪80年代,他研究“碳化硅纤维”,填补了国内空白,获部委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1953年9月颁布的《军事工程学院教学过程基本条例》规定:“所有的教学人员都是学员的教养者。他们应该以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及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学员。”“哈军工”老教师们认真执行此条例,形成了迥然不同于旧大学的新教风——教书育人,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学员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63年3月,刚组建不久的核基地研究所急需科研人员,国防科委紧急命令“哈军工”原子工程系核爆炸杀伤因素测试分析专业的45名学员提前于4月上旬毕业,其中38人分到新疆马兰21所工作。当年夏天,又有100多名原子工程系的第六期毕业生一锅端到青海的核九院。这两批学员为我国的原子弹事业奋战在荒漠、高原,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的青春在震惊世界的“东方巨响”中闪光。

      文革中有一批干部子弟学员被冠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饱受不公正待遇,但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仍然进取拼搏,为国家作出贡献。1968年冬,导弹工程系第十一期学员俞正声被“降级”分配到张家口一家街道制镜社当工人,他开发电子产品,使濒临倒闭的小厂转了产,起死回生。他后来当了厂长,1975年调电子工业部任职,从此走上重要领导岗位,党的十四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十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十六大、十七大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现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1967年,“哈军工”第九期学员谢名苞被分配到齐齐哈尔一家小厂烧锅炉,造马车,1970年被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召回当了教员,1977年调国防科委,上世纪80年代末投入载人航天工程,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他都担任工程办公室主任,为载人航天事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哈军工”空军工程系第五期学员郭琨1983年代表中国到澳大利亚参加南极国际合作会议,虽然中国是南极条约的签约国,但是由于没有在南极建立科考站,不属于有发言权的“协商国”,在进入最重要的会议议程时,竟被请出会场,郭琨的心里在淌血。1984年我国组织南极科学考察队,郭琨被任命为队长,他带领队员,以“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大无畏气概,踏上了莽莽的南极冰原。当他把五星红旗插上乔治岛时,热泪盈眶,和他相拥而泣的还有十多位“哈军工”学子,他们把对祖国的赤胆忠心化为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无穷力量,代表中国在南极开发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

    “哈军工”前辈教师们与祖国、民族同命运、共患难,为“哈军工”的创建和发展呕心沥血,始终以自已的学识才华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服务。如今回忆他们的这些往事,是为了缅怀他们,也是为了让青年一代弘扬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把我们的国防科技事业搞得更好。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教授、退休干部  杨昂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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