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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教授康鹏
2012/8/16  来源:哈军工人脉网 作者:曲庭维等


本文分如下五部分:
1.“三不”教授有个好爱人
2.“三不”教授想念哈军工
3.“三不”教授未进电视片《哈军工》
4. “三不”教授十一项发明分述
5.从三次易姓到十一项发明历程
 
1.“三不教授有个好爱人
 
    他有一个好爱人。在家里,他爱人一切包了下来:孩子家教由他爱人管,油盐酱醋由他爱人管,买烽火煤由他爱人管,换煤气罐由他爱人管,脏活累活由他爱人管。他的工资是多少从来不知,皆由他爱人管,包括领取工资。
    有了这样的好爱人,他睡觉想,睁眼想,闭眼想。他吃饭呆想,厕所呆想,走路呆想,乘车呆想。他绞尽脑汁偷用时光,无时无刻不在想,想他科研问题的难题上,想解决难题的办法上。
    他敢于在领导面前直言不讳的谈对科研问题的看法,经常与领导起争执,并由此得罪不少领导。
    就这样,他自然发明多多,他自然成为不是院士、不是官员、不是将军的“三不”教授。
 
2.“三不教授想念哈军工
 
    可以这样说,没有哈军工的环境,再大的发明创造能力,个人也很难搞出大的发明创造。
    幸运的是,哈军工给了康鹏这样的环境。没有哈军工就没有康鹏的十一项发明。
    作为“工程科技”院校出科技人材本是越尖越好的事。可是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在那个天天讲“阶级斗争”天天讲“又红又专”的年代,有哪所“工程科技”院校敢于公开提出把出科技人材放在学校教育的第一位?哈军工自然也不例外。但哈军工客观上把出科技人材放在了学校教育的第一位。至少对康鹏是这样:
    1957年反“右”时,如不是海军工程系电子通讯专科马庆魁政委对这个“出身贫农的袁家,讨荒要饭送给任家,后又跟随姐姐姓康”的康鹏暗暗的进行保护,他很难逃脱被划成“右”派的命运。又是马庆魁政委,1959年突然召见康鹏,说要派他去清华大学学计算机。而且很快就去。
    去清华临行前,海军工程系舰炮科何水清主任,柳克俊教员又召见康鹏,说这次派你到清华学习计算机很重要,你要努力学习,回来后你就从事舰炮科的相关研究工作。
    康鹏1959年秋到了清华大学自控系插班学习。他对那里没完没了的大批判很不满,说了一些反对的话;又因为出色完成了北京某大剧院的灯光控制任务被机电系表扬,自控系竟把他视为“只专不红”的典型。
    自控系正要组织对康鹏进行批判时,哈军工海军工程系主任黄景文1960年来到清华看望康鹏、曲庭维、常翰章、杨振濂四位同学。康鹏迫不及待地汇报了自己的情况,想回哈军工。黄主任听后立即说:有重要研究任务给你,回去!
    康鹏回到哈军工当了见习助教,并成为“脉冲技术与数字电路”的主讲。这是门新课,没有教材和讲义,他只好边翻译俄文资料,边写讲义、边讲课、边给学生答疑。
    1961年,四系副主任慈云桂教授对康鹏说:“你敢开新课,说明你有胆量。有一个研制半导体计算机的重要任务,你干不干?”那个年代,半导体是尖端。对康鹏这样刚从事工作的青年人来说,能有机会研制半导体计算机,简直是求之不得。他毫不犹豫地答应“我干!”慈说:“那好,我在404教研室组织几个人,成立441-B小组,你当副组长。”
    62年末,哈军工为迎接校学术交流会,将康鹏的发明论文印发了出来。细看1962年发明论文封面就会发现,他的名字被勾掉了,换成了‘404’。言下之意,不能突出个人,而应属名404教研室。科研处冉萍处长坚决反对,并说道:“哪有个人不属名之理!除非有剽窃行为!” 
    1963年9月2日,哈军工举行第四届学术报告会。请了全国许多的知名专家。中科院计算所计算机界的元老、留学丹麦的专家吴几康教授和随他一起的两名助手沈续邦、高庆狮(两人后皆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等也到会祝贺。康鹏在学术会上发表了自己的学术论文。会议开的非常成功。
    在欢送和答谢专家的大会上,哈军工大礼堂座无虚席,康鹏代表全院年轻教师讲话。他感谢全国专家的鼓励,并表示一定要再接再厉,为国防科研作出更大的贡献!
    冉萍处长经常通过参谋了解康鹏的情况,他非常喜爱康鹏这样的技术尖子。当他因红专问题受到批判时,迫于当时那种形势却又无可奈何。冉萍处长就把康鹏叫到家里吃饭,他边吃边说:“嗳!这算啥,咱们党内这种形左实右,动不动就整人,是老毛病了。你知道就行啦,没啥了不起!桌上是毛著,桌下是技术书这怎么能搞科研,怎么能出成果!像你这样又遭批判!国家这样怎么能行?!…”
    李懋之副院长亲自给北京工程兵国防设计院唐凯院长写信,希望将康鹏的爱人从该院调入哈军工。如论资排辈,康鹏远远不够资格。不久,他的爱人从北京调到哈军工,并在院务部上了班。
    谢有法政委则到处说,康鹏是尖子,对他不能论资排辈,在此问题上不能攀比。
    441-B问世的1964年,刘居英院长召见了441-B小组成员。召见过程中,刘院长对康鹏说:“你担纲完成441-B,说明你很有才能,你很年轻,只要戒骄戒傲,大有作为…”
    国防科工委秘书长陆扬在哈军工的一次讲话中说:“有人说康鹏搞创造发明是只专不红,一个技术干部,一个才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能为国家解决了这么大的燃眉之急,你还要他怎么红?我不禁要问,你们所谓的红,标准是什么?我说,无论从国家的利益,还是从人才培养角度,这样的人才尖子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
 
    1960年,康鹏未毕业就被哈军工“拔青苗”到404教研室参加教学工作。一年后,他就产生了使他在我国计算机界一举成名的发明。
     今年(2012年)4月,张俊科教授在哈军工-北京校友会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有这么几段:
    “哈军工最早的计算机教研室成立于1960年,代号为404,属于电子技术系(四系)。教研室主任为胡守仁,副主任为陈亚希,二人均为讲师。…404教研室有好多人是被拔青苗的,张德芳、王风学、杨振濂、孙毅君,都是四期学员被拔青苗的。人们叫我们为“拔青苗”,是因为我们这些人尚未毕业,提前调出来参加工作。”
    “404教研室成立后,教学与科研并重,科研组人数比教学组人数多。我印象最深的是441B任务中,出了一个人物叫康鹏,当时赫赫有名,他也是哈军工四期学生拔青苗的,当时60年代,康鹏不仅在哈军工赫赫有名,甚至在国防科委,在全国计算机界都赫赫有名。”
    “因为60年代,哈军工的晶体管计算机441-B非常有名气。当时60年代我国生产的晶体管还不够稳定,用普通电路做计算机稳定性过不了关。康鹏发明了一种电路,叫做推一拉式触发器,它用反馈的原理,用振荡器电路产生的脉冲作用到触发器的两个触发端,一推一拉,使电路可靠翻转。用这一电路哈军工完成了100多台不同型号的晶体管计算机,供国防科研基地使用,对国防科研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可惜当时没有院士之说,若当时有院士职称的话,康鹏会当院士的。他没有当院士,但他是中国最早的数字英雄。”
    60年代,哈军工培育出的康鹏是哈军工精神培育的结果。
    60年代,哈军工培育出的康鹏是哈军工的荣耀。
 
3.“三不教授未进电视片《哈军工》
 
    《哈军工传》作者、历史学家滕叙兖发表了“对电视片《揭秘哈军工》的质疑和补正”一文。现只摘取该文与“三不”教授康鹏有关的如下内容:
    “ 说到1958年柳克俊小组研制鱼雷快艇上用的计算机,配的是1964年康鹏等人研制的441—B晶体管通用计算机。柳克俊于1957年的计算机设计草图和系政委邓易非的批文还在,作背景图片不是更合适吗?再说,对中国计算机事业有重大贡献、受到聂荣臻元帅表彰的康鹏教授就住在北京,怎么不采访呢?”
    像电视片《揭秘哈军工》一样,电视片《哈军工》的编导者们同样也没有采访康鹏。
 
    请问电视片《揭秘哈军工》和电视片《哈军工》的编导者们:
    为甚么不采访康鹏?
    是不是因为康鹏是“三不”教授就不进行采访?!是不是因为康鹏是“三不”教授就不能进两片?!
 
    不采访“三不”教授康鹏和“三不”教授康鹏不能进两片,这是残酷的现实!!
    如此残酷现实,我国本土原创性发明怎能不缺乏?!
    如此残酷现实,我国本土怎能出诺贝尔科技奖获得者?!
 
 
4.“三不教授十一项发明分述
 
    发明1.康鹏1962年25岁时发明轰动计算机界的“隔离-阻塞”电路。
 
    其发明材料存于中央档案馆,现仍存于中央档案馆,且永远存放。
    该发明成为中国半导体计算机第一发明。
 
    发明2.康鹏1963年26岁时发明高抗干扰“推拉触发器”。
 
    发明1.与发明2.两项发明,国防科委拟命名为 “康鹏电路”。
    2007年2月8日,在庆祝中国电信50周年的晚宴上,为感谢哈军工对中国电信的支持,印发了信息产业部原副部长朱高峰院士感谢哈军工的信函。张琪司长还向康鹏颁发了一尊刻有“康鹏电路”和“发明人康鹏”的水晶纪念奖杯。
 
    3. 康鹏对中国首台晶体管计算机441-B的贡献
 
    该机使用的是“康鹏电路”。诊断该机故障的检测指令为康鹏所设计。
    距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不过两周,我国首台晶体管计算机441-B问世。康鹏作为研制组副组长、逻辑设计师所研制的441-B计算机,成为中国首台走出“仿制”的半导体计算机;并成为使用“康鹏电路”的“六最”计算机,即可靠性最高、可维性最好、产量最多、应用最广、对高等院校贡献最大、影响最深的计算机。
    1964年10月底前,441-B进入了考机状态。从考机开始就日夜厮守、寸步不离的国防科委两位参谋唐遇鹤、袁林祥直到11天11夜连续268小时的考机发生故障,并很快找到故障,一支脉冲变压器坏了。唐遇鹤与袁林祥一起又人为地给441-B制造了一个故障,通过康鹏设计的441-B检查指令及相应检验程序将故障定位到插件板一级的功能,很快找到了故障部位,两位参谋露出满意的笑容。  441-B计算机研制成功的消息及其可靠性、可维性很快传到北京,传到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那里。聂荣臻元帅下令:441-B尽快生产,尽快推广应用!
     3年前的2009年,由我国计算机史学家徐祖哲先生发掘出如下事实:
    因中国首台晶体管计算机441-B 1964年问世,“三不”教授康鹏获1965年新中国首次设立的国家最高发明金奖。
    获得的是:
    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发明证书”四字的0296号发明证书和亲笔题写铸有“发明”二字的金质奖章。
    遗憾的是,因“文革”乌云到来,为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发明证书”四字的发明证书和亲笔题写铸有“发明”二字的金质奖章无人敢发而流产(眼看到手的万元巨额奖金被取消)。
    这殊荣因为是空前绝后,更具有无可比拟的当代中国科技历史价值。
 
    1965年3月1日至4月17日,哈军工举办培训班,16个单位64人参加了441-B复制和推广集训。康鹏自然是441-B培训班主讲。从“康鹏电路”讲起,讲到逻辑设计,讲到指令系统,讲到调机方法和应用检查指令寻找故障的原理。一句话,他对培训计算机人材、推广计算机应用、推动我国计算机事业发展立了大功。
 
    上海交大、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西军电、西工大、北京工业学院等都参加了441-B培训班,并都相继仿制成功。第一批共生产11台。哈军工与天津电子仪器厂合作建成生产基地,达到了年产14、15台的生产能力。还有一批441-C、441-D型产品,现在统计到的数字是62台。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开发、应用人员,441-B占当时全国计算机的1/3以上。总数上百台的441型计算机的应用已遍及全国。
    1965年,哈军工在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调试441-B,天津电子仪器厂也派员参与。年底,调试成功,刘居英院长春节前发来慰问电。1966年春,就是这台机器,在北京展览馆展出。
 
    4. 康鹏1968年31岁时率37组创“国际一席的数字仿真”
 
    看过2012年6月29日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载人神州九号飞船录象后,可以想想得到,在神州九号飞船每个关键部件、关键系统,都经过无数次的数字仿真、物理仿真。
    航天员每次进行航天环境下适应性物理仿真后,都要通过医生进行身体检查,而后再通过电脑对航天员进行数字仿真分析,为医生提供量化分析数据。在航天员经过无数次的数字仿真、物理仿真之后,才敢和才会最后出现载人神州九号飞船与天宫一号交会对接、准确落地的场面。
    “三不”教授是《中国数字仿真的先行者》。该文为国防科工委创作员2004年写。发表在总装备部所属《神剑》杂志上。
    2012年的网文“康鹏教授谈科学成就最大的37组--创中国五大科技记录”,其所创中国五大科技记录的第一大科技记录就是开创“数字仿真”。开创“数字仿真”的背景是:
    在越南抗击美国狂轰烂炸的初期,785厂生产的仿苏六型机电指挥仪拦击直线飞行的美国飞机还很有效,每天都有击落多架美机的好消息传来。但是后来美机改为“山羊跳”(爬高俯冲)等机动飞行后,就很难听到击落美机的消息。
    交给37组的任务就是要打“山羊跳”等机动飞行目标。怎么打“山羊跳”等机动飞行目标肯定是37组研制441-C高炮指挥仪的一道大难题。不然,785厂、指挥仪研究所等早就解决了!
    37组不到两年,即1967年夏天就把441-C指挥仪样机搞了出来。并拉到国家靶场做试验,以便暴露系统方面的问题。
    国家靶场使用苏联对高炮指挥仪的检测方法,每次都兴师动众地动用飞机、调动高炮部队(动用高炮、雷达)。特别是靶场那一整套测试设备,例如从瑞典进口扑捉靶机数据的电子经纬仪,它受天气制约性很大:
    飞机阴天不能飞,黑夜不能飞,有雾能见度低不能飞。还有,即使天气好,因进行统计分析,飞机一旦飞偏了不算数,同步照相照漏了不算数,今天没飞完,要等下一次,而下一次可能就要等上十天半月。
    总之,每次检测过程至少两三个月,甚至半年,耗掉巨大资金,人力物力。尽管如此,它也只能暴露被检测高炮指挥仪的问题,而不能指出问题之所在!
    如此检测周期,要研制的441-C高炮指挥仪等到何年何月才能研制成功!?
    这就迫使37组在研制441-C高炮指挥仪的路途上,第一关就是要对国家靶场检测方法进行“变革”。
    不“变革”,441-C高炮指挥仪研制任务注定失败!
    鉴于此,尽管处于“文革”乱世环境下,37组也要将高炮指挥仪研制任务转向高炮指挥仪“科研工具”的研究。
    这一转向是被国家靶场漫长的高炮指挥仪检测周期‘逼’出来的,是与越南战场急需高性能高炮指挥仪不相适应‘逼’出来的。
    对37组来说,正常情况下要向系里汇报要求转向研究,即将国防科工委所下研制高炮指挥仪的任务,转向其“科研工具”研究。
    系里哪敢拍板定案,要向院里汇报。院里何敢作主,要向国防科工委汇报。
    “文革”使各级机关瘫痪。37组系里、院里无人管。在这种情况下,37组大胆的提出设想:
建立一个能替代国家靶场的“室内”高炮打机动飞行飞机的数字模拟环境,即数字模拟机动飞行飞机飞、数字模拟高炮炮弹打。并可重复飞,重复打,可根据性能需要由软件不断进行调整、变化。
    37组后来将这种数字模拟方法的设想,称计算机“数字仿真”。
    37组意思到使用计算机“数字仿真”不但对研制高炮指挥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而且,作为科学研究的“科研工具”更具有广泛意义。
 
    37组开创计算机“数字仿真”无比艰辛:
    37组为实现高炮指挥仪对“山羊跳”等机动飞行飞机射击过程的计算机“数字仿真”,就得使用441-B计算机进国家靶场录取靶机模拟美机进行“山羊跳”等机动飞行的实际数据。
    37组就得冒着 “文革”乱世遭来‘现行反革命’的政治风险,决定将441-B计算机运进国家靶场。
    441-B计算机如何安全的运进国家靶场,37组着实动了一些脑筋……
    在37组一再碰钉子的情况下,为录取计算机“数字仿真”所必须的靶机飞行航迹数据,无奈地决定将四个大机柜和控制台构成的441-B计算机搬运至国家靶场。
    441-B计算机整套设备破例放在火车邮政车箱内,并由37组一人在车箱内看管。
    装汽车、装火车,又装汽车,几经折腾,总算把441-B计算机运到了国家靶场岗上试验场的帐篷里。
    当时,进国家靶场的还有现已年过八十的哈军工科研处两位参谋邵国材和宁钢。
    441-B计算机几经装卸折腾和途中颠簸,还能不能灵光?
    十来个人下车,顾不上休息,在帐篷里把插件一个个装好。
    恢复机器时,运行检查程序有误!
    37组只有康鹏一人熟悉441-B计算机。他趴在帐篷地上,一边看441-B计算机图纸,一边看示波器。看到不正常的波形时,安装441-B计算机纯熟的工人彭昌贵(现为国防科大退休工程师)就观察焊点。看到虚焊时,就补上几烙铁。全套设备几万个焊点中,多处出现虚焊。
    在帐篷里,一到晚上气温下降到零下二十多度。开始大家担心机器能否经受得住这低温。真是老天保佑,441-B计算机机柜外围玻璃都冻裂了,冻掉了,它还照常工作。
    康鹏事后留下了如下记事游诗:
    441-B计算机出征赞:
    数字仿真新创举,搬机何惧祸上身。
    千里冒险几经颠,数录航飞白城边。
    百兽御寒深谷去,岗上枯草伏地眠。
    帐内提心开机试,天公暗助不停转。
 
    在国家靶场艰辛的渡过两个月后,将成功录取的靶机“山羊跳”等机动飞行数据,通过穿孔员转换成计算机使用的0和1穿孔纸带。
    由441-B计算机和441-C指挥仪样机两机联机构成的441B/C“数字仿真”计算机1968年研制成功。
    37组开创国际一席的“数字仿真”诞生。
    有了441B/C“数字仿真”计算机对高炮打飞机进行仿真,不仅省钱、省人力、物力,不用高炮、飞机,在室内就可以搞虚拟飞机飞,虚拟炮弹打。可以在任一时间段重复虚拟飞机飞,虚拟炮弹打,可以白天飞、白天打,晚上飞、晚上打,每时每刻可以飞、可以打。因为能够重复观察现象,暴露问题,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美国 “数字仿真”计算机是1978年问世的AD-10。而37组的“数字仿真”计算机是1968年,超前AD-10十年!
    计算机“数字仿真”已经发展成为进行工程设计、科学研究离不开的“工具”科学。
 
    5.康鹏率37组首创首用人工智能“心理”状态因子算法
 
    由国家靶场获得的靶机“山羊跳”等机动飞行数据和目标按直线飞行假设进行高炮射击的数据,其差为射击精度误差。
    若纵座标表示射击精度误差,横座标表示高炮射击时间。笔绘仪画图看到,如此大的射击精度误差怎能在越南战场上打下“山羊跳”的美国飞机!
    由此,要想打下“山羊跳”等机动飞行的美国飞机,就必须屏弃各国沿用的高炮射击过程飞机按直线飞行进行假设的理论。
    要想解决打“山羊跳”等机动飞行飞机的问题,就得探寻和提出高炮射击过程的飞机机动飞行航迹理论。
    要建立飞机机动飞行航迹理论自然又是研制高炮指挥仪的另一大难题。37组依靠441B/C“数字仿真”计算机解决了这一大难题。
    计算机“数字仿真”笔绘仪画图发现,飞机本来是直线飞行的,突然要爬高俯冲或盘旋俯冲,笔绘仪画图射击误差骤然增大。为甚么?因为我们的高炮射击受骗于飞机驾驰员诱骗机动飞行。
    飞机驾驰员的这种“心理”,反映在笔绘仪画图射击误差骤然增大上。据此,37组提出预测飞机机动飞行航迹的“心理”状态因子人工智能算法。
    使用这一算法,在441B/C“数字仿真”计算机上以国家靶场获得的“山羊跳”等机动飞行实际数据,作为虚拟飞机随时“飞”的数据。以国家靶场高炮射表获得的高炮逼近函数数据作为虚拟高炮随时“打”的数据,同时笔绘仪画出射击误差曲线图。根据误差曲线,不断修改“心理”状态因子算法参数,直到打俯冲机的误差小到最小为止。
    计算机“数字仿真”反复修改算法参数的过程,就变成了反复射击“山羊跳”等机动飞行靶机的过程。通过多次的参数修改过程,最终就可找出“心理”状态因子算法最佳射击参数。
 
    6. 康鹏率37组创数字高炮指挥仪三个第一
 
    创智能软件第一;创射击命中率第一;创中央军委炮兵正式命名第一。
    1969年秋,37组完成了具有最佳参数的“心理”状态因子人工智能算法软件。
并由此,441-C高炮指挥仪的软件研制工作已基本完成。441-C高炮指挥仪的研制中心转移到硬体上来。
    按照毛主席 “要狠抓一下雷达、指挥仪、光学仪器。要减轻重量,提高质量,增加数量。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最高指示精神,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电子仪器厂,哈尔滨无线电三厂,北京无线电三厂,天津市电子仪器厂,4882部队,参加了1969年哈军工37组441-C高炮指挥仪的会战。
    1969年10月23日,在哈军工写下了441-C高炮指挥仪会战纪要。
 
    按照会战纪要精神,以天津电子仪器厂为主力军的会战各方,1971年生产出符合部队基本要求。
1972年6月12日,装有‘心理’状态因子软件的智能高炮指挥仪441-C与列装六型指挥仪进入昌黎靶场,对歼-六靶机进行实弹射击。
    实弹射击现场,毛泽东主席的亲家、炮兵孔丛周副司令员坐镇。
    441- C指挥仪与列装的仿苏六型指挥仪进行‘比武’大赛:
    雷达接收歼-六靶机的数据同时送入441-C仿真计算机、441-C高炮指挥仪和仿苏六型指挥仪。
‘比武’双方8门高炮按序列摆在靶场上。
    37组五个人一人一个岗位。李思昆在炮位负责报精度。康鹏事先与他已约定好,每打一次,就用不同的方式挥手给他报告。
    俞午龙、周凤武在帐篷里,观察441-C仿真计算机实时录取歼-六靶机数据和仿真射击精度效果(与441- C指挥仪射击歼-六飞机精度基本吻合)。
康鹏和王万章盯着指挥仪操作。
 
    441-C指挥仪打歼-六靶机结束后,高炮团团长握着康鹏的手说:“打的太好啦。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实打记录中,每页上端都印着毛主席的一段语录:“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部队番号:636团1连;射击指挥员:武保臣;射击时间:1972年6月12日;射击目标:歼一六;射击高度分别为4500米、4600米、4700米、4800米;观察卡片整理人:高长付。
    仿苏六型指挥仪打歼-六飞机俯冲结果,不见弹:
    第一个航次,8发炮弹光秃,不见弹。第二个航次,打8发,又全是光秃,不见弹。第三、四个航次,六型指挥仪干脆就不打了。
    441-C指挥仪打歼-六飞机,四航次爬高俯冲:
    打靶弹32发,命中弹为16发。命中率百分之五十,或说命中率为二分之一。
    命中率高到胜似导弹打飞机!
 
    441-C指挥仪打歼-六飞机,四航次盘旋俯冲:
    打靶弹32发,命中弹为15发。命中率百分之四十八,或说命中率近二分之一。
    命中率也高到胜似导弹打飞机!
 
    临场孔丛周副司令员观察和知道以上如此高的结果时,大喜:“你们是我军数字指挥仪的鼻祖。”
    昌黎打靶,为甚么对歼-六飞机“山羊跳”等机动飞行打靶命中率高到如此出奇的高?
    这自然归功于数字仿真。
    如果不亲临现场,实在难以理解,难以置信!
 
    中央军委炮兵1975 年将441-C高炮指挥仪正式命名为“59式57—l”数字指挥仪。
    本来1975年就准备批量生产装备部队的,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听说:四机部王诤部长讲批量生产441-C ,部队要多少天津就生产多少。
    天津电子仪器厂是参与研制441-C的主要厂家。可以说,没有天津电子仪器厂就没有441-C高炮指挥仪。从441-C结构设计、定型到电子安装、测试、生产等,几乎全靠天津电子仪器厂。
 
    7.康鹏发明逻辑化简与故障检测统一的B算法
 
    进入八十年代,康鹏作为中国第一位数字仿真研究生导师,在他讲述逻辑函数与故障检测的过程中,思路大开,并产生了重要结果。他根据原函数与其补函数相乘恒为零的性质,得出不需要任何逻辑化简技巧、按单一“机械”化简法则就可将组合逻辑函数简化。以该方法的产生原理,称其为“补”算法或按拼音首母为B算法。B算法还有独树一支、与众不同的另一突出特点,那就是B算法化简逻辑函数的过程,同时也是产生逻辑函数故障检测集的过程。故B算法是逻辑化简、故障检测与数字线路动态测试的统一算法。B算法在输入变量较少的情况下适用于手工演算;在输入变量较多的情况下适用于计算机演算。康鹏给他的研究生和当时的应届毕业生讲述了B算法。其后,该算法曾考虑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谁知国防科工委更重要的科研论证任务,直接下达给他。他只好把B算法放在一边。谁又会想到,这一放置就再没空闲发表B算法了。每每想起B算法不为社会所知,不为社会所用,他就深感遗憾。
 
    8. 康鹏率37组创三台DG-1多功机随三船参加580南太平洋洲际运载火箭首次发射试验
 
    解除“EBC”忧虑的是四机部罗沛霖老博士(两院资深院士):
    1972年6月昌黎靶场胜利归来之后,37组转向了441-C要改用集成电路的问题。只有如此,它才能小型化,才能在实用性、可靠性、可维性方面迈进一大步。
    如果现有的集成电路再拥有“隔离阻塞”逻辑电路(“康鹏电路”)的灵活性,其功能就可达到中规模集成电路的水平。
    康鹏转向“隔离阻塞”逻辑移植到“同等集成工艺,集成功能倍增”的“EBC”集成电路上去的思考。
    那计划经济的年代,有哪家集成电路厂家敢做“EBC”实验?
    我国任何一款列装高炮指挥仪,论打机动飞机的射击命中率,远远比不上441-C智能高炮指挥仪。
    但当时该指挥仪存在着电子硬体落后导致可靠性、可维性、可用性太差的问题。
    根据441-C智能高炮指挥仪的缺陷和问题,罗沛霖老博士1973年提出指挥仪要小型化、多功能:陆上用、舰上用、机载用。并为此再组织一次大会战。
    罗老博士通过四机部拨专款四十万给8331厂,负责研制EBC集成电路。
    大会战在上海后方基地研制高炮指挥仪的5339厂进行。
    当时,属七机部的长沙工学院接受了参加四机部这次大会战的要求,四、七机部联合向长沙工学院下达研制小型化、集成化、高可靠、多功能的DG-1多功机研制任务。
    37组从此改称DG-1多功组。人员为原37组的六名成员:康鹏、俞午龙、李思昆、王万章、戴世宗、卢经友。
    康鹏任联合会战组组长兼多功组长。四机部5339厂和太原785厂任联合会战组付组长。
    八机部8357所,五机部207所,辽宁电子精密机械厂等十多家单位参加的DG-1联合会战组在该厂成立。其中,包括从上海元件七厂搬进“上海小三线”黄山绩溪生产集成电路的8331厂。
    四机部派来丁正泰专门负责DG-1多功机会战组的协调工作。很快,DG-1机研制工作全面开展起来。
    在5339厂苦干四年,成功地生产出使用EBC集成电路的三台DG-1多功机。
    分装在向阳红10号导航船,远望一号、远望二号测量船傲游在南太平洋上的三台DG-1多功机,成功地参加了轰动国内外的1980年580南太平洋洲际运载火箭发射试验(和随后的潜艇水下发射试验)。
    当DG-1会战组得知这一消息后,在安徽屯溪市召开了罗沛霖老博士主持的DG-1多功机鉴定庆功会。
    会议首先由工厂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1980年5月21日发来的贺电:
    “参与我国发射运载火箭的全体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工人、解放军指战员和一切从事试验的同志们:我们热烈祝贺你们向太平洋海域发射运载火箭成功的巨大胜利。....”。
    接着,康鹏作了DG-1多功机研制过程及技术总结报告。
    1981年,康鹏在电子学报上发表了《DG-1型计算机可靠性设计技术》一文。
 
    9.康鹏作了航天部使用数字仿真、具有K-B算法的论证报告
 
    30年前的1982年,是国防科工委张爱萍主任大力主抓洲际导弹发射、潜艇水下发射和同步通信卫星发射(代号“331”)三大任务的一年。当时简称“三抓”,其中发射同步通信卫星遇到了难题,同步不了。
    张爱萍主任问道,国外发射同步通信卫星是怎么同步的?
    航天部的同志答道:国外发射同步通信卫星前,先进行仿真。
    康鹏接着讲了进行仿真的四种方法。模拟机仿真,计算机数字仿真,物理仿真,和数字、物理并用的混合仿真。
    模拟机仿真因仿真精度太差,很少使用。
    物理仿真最大优点是逼真,缺点是周期长,开销大,而且用一次就报销。
    数字仿真最大优点是可回到任一时间段返复仿真,充份观察和暴露该时间段的问题。
    某些方面更宜于采用数字仿真。如气候仿真、水坝仿真、原子弹仿真等。
    张爱萍主任接着问航天部的同志:你们的意见是采用哪种仿真?
    答道:航天部的主流意见是进口美国的混合仿真机Hgshare-700进行仿真,以找到同步通信卫星发射过程同步不了的原因。
    可是,在进口美国混合仿真机Hgshare-700问题上遇到了麻烦。美国人说可以卖给你。而且我们已经进了一台,就在哈工大。但美国人在答应你的同时,又提出两个条件:第一,不准用在军事上,  或者与军事相关的项目上。第二,机器的关键部件及软件不给。
    本来美国政府这种刁难和监督使用的第一个苛刻条件就已经让人难以容忍了。第二个条件就等于没法让你使用,买了也是白买!
    进口一台混合仿真机Hgshare-700需要花700万美元。为了发射同步通信卫星,有关部门已决定进口三台,并已与美方谈判签定了协议书。
    张爱萍主任知道这件事后,非常气愤地说:进这种不能使用的机器,等于是卖国主义,丧权辱国!
随后,张爱萍问张震寰付主任、李庄秘书长:航天部要的那种仿真机,我们能不能自己搞?能不能找个替代办法?
    李庄秘书长答道:早在十多年前,哈军工的康鹏就搞过数字仿真。能否请康鹏到北京来一趟,听听他对搞仿真的看法。
    张震寰付主任插话道:我完全同意李秘书长的意见。在“文革”暴发前夕,我们曾给哈军工下达过高炮指挥仪的研制任务。哈军工交给康鹏负责研制。在研制中,康鹏使用了数字仿真。
    张爱萍主任听到这里后说:快快叫康鹏来北京。
    李庄秘书长将张爱萍主任的这一指示,传达给了国防科大的康鹏。
    康鹏到北京后,张震寰付主任将张爱萍主任大力“三抓”的事,同步卫星不能同步的事….给康鹏讲述了一遍,而后说,我们把你叫来,就是为了这事。你考虑考虑,能不能不用美国的仿真机?
    问到这里,康鹏马上想起14年前被“文革”乱世及其它弊端埋没至今所开创的数字仿真。想到这里,康鹏做了积极的回答。
    康鹏返回国防科大后不久,带着他的两名数字仿真研究生张晨曦、吴青及刚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李晓波再次到京。
    到京的还有国防科大的金士尧教授、胡守仁教授等。
    1982年6月,在京为康鹏召开了航天部仿真论证会。论证会在国防科工委主持下进行。各有关部及清华大学等院校近百人听取了康鹏的论证报告。
    康鹏论证了航天部卫星发射过程与441-C指挥仪高炮射击过程的类似性,并由此得出结论:可用数字仿真计算机对卫星发射过程进行仿真。还论证了航天部发射卫星采用数字仿真的现实性及优越性。
 
    在仿真论证会之前与张晨曦、吴青、李晓波一起来到北京为仿真论证会报告作准备。住在航天部招待所。隔壁就是国防科工委情报资料研究所。
    仿真论证会之后,张晨曦、吴青、李晓波三人集全部精力,使用情报资料研究所的UNIVAC计算机改进R-K仿真算法。
    研究生张晨曦等三人根据康鹏的意见进行改进,取得成功。并称改进的算法为K-P算法(康鹏算法)。
    国防科工委情报资料研究所以“UNIVAC计算机数字计算取得重要进展”为标题,在国防科技简报上发表出来(早已解密)。
    简报中说:
    “在331工程数字仿真常微分方程初值求解的方法上,原来采用Runge-Kutta方法(简称R-K方法,计算时间较长。如320计算机要用38分,就是UNIVAC1100/10计算机也要用9分4秒。”
    “后来,康鹏付教授在航天工业部一院十二所编写的331数字仿真程序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方法,即K-P方法。采用K-P方法以后,计算时间明显减少(见表)。”
    “上述331工程数值仿真计算和估算的结果表明:
    1 、采用计算速度更快的VAX-11/380计算机,不但可以满足 331工程的实时仿真要求,而且还有一定的余量。
    2 、在计算机仿真中,仿真方法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是很有潜力的,因而对仿真方法的研究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K-P算法解决了航天部卫星发射数字仿真的现实性问题。
 
    数字仿真论证会后,国防科工委作出大力发展数字仿真事业的三项决定:
    决定之一:航天部应用数字仿真。并停止进口美国的Hgshare-700混合仿真机。
    就是这一决定,航天仿真事业从此得到高速发展。
 
    决定之二:向国防科大下达研制数字仿真机的任务。
    就是这一决定,国防科大1985年研制出以金士尧教授为总工程师、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银河仿真Ⅰ型机和1995年研制出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银河仿真Ⅱ型机。
 
    决定之三:康鹏在京筹建系统仿真技术研究所。
    在京筹建期间,康鹏于1984年调入北京军事学院。1985年年底北京军事学院并入新成立的国防大学。
    1986年康鹏受张翔(张爱萍之子)之托,给钱学森主任写计算机作战模拟(数字仿真)建议报告。
    这一委托使康鹏想起钱学森主任单独接见他谈巨型计算机的事:
    康鹏1977年先是代替慈教授到北京为国防科工委领导进行计算机讲座。讲座这天,大厅座无虚席。因为康鹏讲得通俗形象,领导听的聚精会神。
    这次讲座结束后,受到国防科工委领导的接见,对康鹏生动易懂的讲座大加赞扬,并告诉他,钱学森主任有要事要到你院去,并提出巨型计算机上马的问题。
    不久,计算机研究所通知康鹏,说钱学森主任要见他。对康鹏来说,他内心里当然很高兴,很激动。
    康鹏在湖南蓉园宾馆看到钱学森主任。
    钱主任十分客气、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请他入座。紧接着,钱开门见山地说:“请你来,就是听听你对研制巨型计算机的看法。”
    康鹏因为有了准备,他就直接了当地谈了个人看法:“研制巨型计算机要与学校为军队服务的长远目标相结合,要可进可退,可大可小。因而,巨型计算机结构采用分布式为宜。它的最大好处是与微机相结合,它的难点是软件。”钱学森主任要康细细谈下去。就这样边问边答,直到服务员提醒吃饭时间到了为止。
 
    就是这次亲切谈话,康鹏才1986年接受了张翔之托,给钱学森主任写了计算机作战模拟(数字仿真)的建议报告。
    报告写好经张翔修改后,由二炮834办公室负责打印送钱学森主任。不久,834办公室收到了钱学森主任完全支持所写建议报告的回复信件。该回复信件保存在834办公室。
 
    10.康鹏发明“电话/电脑拨码操作”人人会用的袁氏话屏
 
    1986年,正是全国刮起一股大搞“办公自动化系统”之风的一年。这风也刮到国防大学。根据某领导的指示,康鹏无奈地终止了他进行数字仿真的研究,转上了研制校办公自动化系统。
    可以说,校领导百分之百分不懂电脑,不懂微机。就是社会上也很少有人懂电脑,懂微机。那为甚么社会上纷纷搞起由多台微机构成的办公自动化系统?...。
    老将军李德生政委在国防大学德高望重,其权威性无人所及。为保护康鹏的创造才能,给他成立了不受周围环境干扰的袁氏话屏研究中心。该中心直属校里袁俊副校长领导。
    在如此保护的环境下,他摆托社会上大搞“办公自动化系统”之风的约束,寻找解决校领导直接使用微机(电脑)的途径。
    康鹏苦思冥想,终于想到了校领导使用微机(电脑)的办法,想到了校领导人人会用电话机拨码,并由此想到了只要校领导面对的是电话机,而不是望而生畏的微机(电脑)西文键盘,就解决了校领导直接使用电话机间接使用微机(电脑)的问题:
    1987年他发明了像现今可视为\电脑的手机那样“电话/电脑拨码操作”人人会用的“袁氏话屏”。
    从这个意义上讲,康鹏是“电话\电脑拨码操作”的先行者。
    康鹏祖姓袁,故系统冠名“袁氏”,“话屏”即“电话拨码操作,荧屏显示信息”,合称“袁氏话屏”。
    领导直接使用微机‘太难’的问题,由此得到解决。
    1988年建成了供国防大学校长张震、政委李德生等校领导直接使用的话屏电脑系统。并为该校赢得中国华兰德公司百万技术转让费。
 
    1988年7月,在国防大学召开了以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称院士)、国防科大副校长慈云桂教授为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袁氏话屏鉴定会。
    鉴定书结尾中说:“用户可像使用电话一样简便地使用该系统,消除了直接使用微机的种种困难,解决了微机难以为民众使用的问题,提高了微机的使用效率。这项发明是微机广泛应用于我国社会的重大技术突破,必将推动微机在各个领域的应用。”
 
    1990年,国家科委将袁氏话屏作为超前技术、高科技火炬计划立项发展。
    这一年,李德生政委调离国防大学。
    1991年,国家科委将袁氏话屏立项到安徽扬子电气公司。
    国家主席江泽民对袁氏话屏特别重视。1991年在一次谈话中特别叮嘱国防科工委丁恒高主任要关心“袁氏话屏”。
 
    11. 康鹏发明“电话/电脑拨码操作”的“三呼”追身通信
 
    在张爱萍之子张翔的支持下,1994年利用二炮神剑寻呼台建成了 “三呼”追身通信系统。并实现了“三呼”追身通信功能:
    用户使用“三呼”PC机电话(市场上随处可买到的普通电话),只要拨通神剑寻呼台和用户呼机号,再拨码追身通信发短信至汉显呼机,可谓一呼。
    用户使用“三呼”PC机电话,只要拨通神剑寻呼台和用户呼机号,再拨码追身查询信息自动进汉显呼机,可谓二呼。
    用户使用“三呼”PC机电话,只要拨通神剑寻呼台和用户呼机号,再拨码发送电子邮件至神剑寻呼台追身通信系统,并自动追身通告收方汉显呼机,可谓三呼。
    这一自动通知追身收方呼机‘有邮件’、对消除发方担心收方是否知道邮件已到的重要功能,至今还不能免费自动通知收方手机!!
    1995年10月,在二炮的竣工报告中,高度评价了“三呼”技术在国防建设上的战略意义:“该技术将会促进机关及部队的军事指挥自动化向更灵活、机动性强的方面发展,也有利于寻呼台的发展和寻呼台的军事、经济、社会效益的提高。”
    地方用户单位赞扬“三呼”追身通信技术是“呼出民族精神,呼出民族智慧,呼出民族利益” 的技术。
    北京市话局286寻呼台、大庆讯通寻呼台建成了“三呼”追身通信系统。
    新成立的中国联通公司总经理李慧芬(现为哈军工-北京校友会会长)是低康鹏几届的哈军工校友。当1989年袁氏话屏提供给天津市政府使用时,这才知道她在天津任天津副市长。
    “三呼”追身通信正急待与她任总经理的联通公司合作。
    康鹏就提笔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写到:
    “李总,您好。3CALL技术(即“三呼”技术)可使联通公司的191、192公众寻呼网又成为追身通信服务网。在该网自动支持下,各行各业、大小集团皆可建立服务于用户的全自动追身服务系统。接着写的是“三呼”的三类功能。”
    李慧芬总经理在信的上方作了亲笔批示,并派技术人员(其中一名是王守觉院士的研究生)来看“三呼”演示。看了追身发报至呼机后,情不自禁的说:“这是呼机的革命,这是寻呼台和寻呼网的革命。我们一定向公司汇报“三呼”的深刻意义。期待与康教授合作。”
    不久,那位研究生来电话说:“联通公司像我一样认为“三呼”确实很好。但联通公司正忙于在全国各地新建扩建寻呼台,只能忙过这段时间再谈“三呼”合作一事”。
 
    慷慨激昂的“三呼”报告
 
    1997年是国防大学校领导要对国家发明专利“三呼”追身通信进行鉴定。
    康鹏教授坚决反对。并问道:“哪有对国家发明专利进行鉴定之说!”
    鉴定会还是召开了。他终生难忘,这一年他是60岁。这一年他终生成为不是院士、不是官员、不是将军的“三不”教授。
 
    这故事产生之后,幸运的是,参加“三呼”鉴定会的信息产业部人员将 “三呼”这项成果传到校外,传到了湖北邮电通迅公司。
    该公司总经理马颖女士专程来北京看“三呼”追身通信演示。看后说:“意义太大,意义太大!康教授,这样吧,我只提一个要求,即看看你的专利说明书,咱们就可先签一个让你放心的放心协议。”
    “三不”教授康鹏说:“不但专利说明书可以看,而且你只要满足我一个要求,即找个大公司进行经销,你公司生产,我就将“三呼”追身通信技术无偿的交给你公司”。
    “三不”教授让她看了“基于电话的自动信息服务系统”发明证书,并看了发明说明书。当看到“急务电话编码追身通信(信息直通车):发方的电话机就是发方编码信息发送机;收方寻呼机就是发方信息的接收机”“发方利用电话直接拨发中文信息编码,收方的汉显寻呼机随之接收到发方所发的信息”后,她高兴地握着康鹏的手说:“妥了,你就听我的消息吧!”
    马颖女士办事真是痛快之极。
    没过几天,马颖又来到康鹏家,一进门就说:“康教授,我给你落实了,邮电部国信总公司要采用,请你去亲自表演。”
    国家国信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已经在等候康鹏。一见面,他们就问康鹏:“康老师,这个成果,你什么时候搞出来的?”
    康鹏说:“哎呀,搞出来几年啦,现属你们公司的北京286台从1996年就用了。”
    说完,他们便乘车来到286台进行演示。
    1999年3月初,国信总公司便正式下文,先在北京、上海、广州、济南四大寻呼台试安装一套追身通信系统,然后在全国推广。
    非常遗憾,后并入中国联通的国信寻呼公司在2000年手机风暴到来之前,未能将“三呼”功能移植到代表移动通信年代到来的手机上。国信总公司不久重新并入中国联通。
 
    这年3月末,国家科委火炬办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新产品发布会。火炬办主动通知“三不”教授:“康教授,你来把你的“三呼”追身通信产品也介绍一下吧。”
 
    “三不”教授坐在主席台演讲桌前,面对着麦克风,面对着国家科委火炬办的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也面对着台下听“三呼”追身通信报告的的客商们,似乎有一种遇到知音的感觉。一个普通知识分子那种要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良知,似乎只有在这里能够得到交流和共鸣。他突然萌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冲动,要把积闷在胸中而又无处可言的淤块在这里全部倾吐出来的冲动。于是,从他的胸腔里滚动出一连串掷地有声的话语:
    “国际电信发展取得重大进步,我国电信服务行业蓬勃发展。电话、移动电话、传呼、E-mail……”
    “在这蓬勃发展之中,经常听到的看到的是摩托罗拉,是给小国瑞典带来荣誉和利益的爱利信,是给小国芬兰带来荣誉和利益的诺基亚。”
    “市场经济无情。你落后,人家就占领你的市场,民族工业受到损害,民族自豪受到伤害!”
    “在感叹中悟出一个事实。光学、光仿、光赶不行!要创、要标新立异,要人家跟我学。民用工业要这样,国防工业更应如此!‘创’能出志气,‘创’能出荣誉,‘创’能出利益,‘创’能出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小国以色列就是如此!”
    “我们是洋洋大国,我们也得争这口气,拿出自己的拳头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创’就得有民族自豪感,‘创’就得有民族自信心,‘创’就得有‘呼出民族志气、呼出民族智慧、呼出民族利益’的‘三呼’精神!”
    “三不”教授越讲越激动,讲着讲着,一个老知识分子,一个从来不畏洋人,不畏书本,不畏权威,甚至不畏权利强暴的铮铮汉子,却在这种场合下再也抑制不住感情的冲动。
    火炬办主任王瑞明代表在场所有人的心愿,走近“三不”教授,紧紧握住他的手激动地说,“康老师,但愿有一天,追身通讯全国普及!”
 
5.从三次易姓到十一项发明历程
 
    康鹏报考艺术学校
    踏进姐姐家门,见姐姐正在厨房做饭,康鹏犹豫不定地走近姐姐身边说:“姐,我填完报考志愿了。”
    “报的什么?”姐姐很关心地问。
    “艺术学校。”康鹏怯怯地回答。
    姐姐一听,火了。正在做饭的手连在胸前围裙上擦都没擦一下,一把揪住康鹏的耳朵打着转悠说:“不行!咱爸小时候当戏子被人瞧不起。我绝不让你去学唱歌唱戏。改填志愿,上高中,上大学!”
    姐姐拧着康鹏的耳朵原地又打了几个转儿,急急地问:“听见没有?”
    康鹏疼得歪着嘴说:“姐,俺听见了。”
    姐姐一句“戏子”的话深深地刺痛了康鹏的伤心之处,一下子勾起了他对童年往事的回忆:
 
    康鹏原籍山东鱼台,本姓袁。
    父亲袁如祥从小失去父母,无依无靠,得了黄胆病,在村坑边晒太阳等死。一天,唱花鼓戏戏班子经过村边,发现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小孩,戏主出于怜悯心,把他带走收养,长大后当了戏子,随戏班唱起花鼓戏来。到了娶媳妇年纪,旧社会把戏子视为下流人,哪能找得上媳妇。
    父亲袁如祥无奈地跑了。他闯关东,闯到唐山落脚,成了唐山开滦煤矿的工人,后来成家。他晚上下窑挖煤,白天担水卖水度日。
 
    母亲袁李氏为矿工补衣袜,就这样免强度日。后来母亲带着康鹏回到家乡鱼台小袁家,耕田为生。
1947年,鱼台遭受特大干旱,地里庄稼几乎颗粒无收。又加上战火连绵,到处兵荒马乱,农民讨饭都没处讨了。母亲一天到晚为养活康鹏这个袁家的根发愁。无奈之下,母亲只得把康鹏寄养给一个行中医叫任怡田的家里。自康鹏被寄养日起,便随任怡田的姓改为姓任。尽管任怡田对康鹏也很疼爱,但10岁的康鹏已经懂得人间世事,他不堪忍受同龄少儿辱他没爹没妈的讽刺环境,一天深夜,他不辞而别,偷偷跑掉了。
    康鹏整整过了一年多的衣不遮体、食不裹腹的流浪生活,差点送掉了小命。
    1949年5月,在乞讨的路上,康鹏巧遇渡过长江的解放大军。解放军战士救了他,他想跟着部队走,因太小没被收留,给他开了路条,顺利地找到了母亲。不久,母子二人便从小袁家一路讨荒要饭、一路坐火车到了唐山,见到了失散多年的父亲和哥哥。
    有一天,一个解放军叔叔来到开滦煤矿找到了康鹏的父亲,问道:“您是康队长的父亲吗?我是来接她的弟弟到商丘上学的。”
    喜从天降,原来是多年没有音讯的姐姐派来的送信人。参加革命后的姐姐化名康静,曾任文工团的队长。
    姐姐和姐夫在河南商丘工作,还是不小的干部呢。姐姐当时是商丘市妇联主任,姐夫是商丘地区党政军一把手。
 
    康鹏上学了,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的苦孩子有超越其他孩子的刻苦读书的倔强犟劲,学习成绩非常好。小学在唐山开滦煤矿只读过不到三年的书,就直接上了商丘一中。
    姐姐把康鹏的“袁”姓改为她的“康”姓,并给他起了一个自己勉励自己的名字,叫“康自强”。
抗美援朝的1950年,在学校动员下,康鹏一心想当个坦克兵。姐姐不允。他躲开姐姐,穿上姐夫给他的皮鞋。这双皮鞋是姐夫缴获国民党的战利品,穿上太大,他就垫上厚厚的垫子,再戴上高高的帽子。个头看上去达到了当兵的要求。他偷偷参加了坦克兵的报名,而且,也通过了,并参加了身体检查。这一检查,露馅了,他的实际高度不符当兵要求,被刷了下来。传到姐姐那里,遭姐姐狠狠训斥,并说:“你哪配叫“康自强”!”
    当姐姐气消下来后,康鹏天天闹着要姐姐改他的名字。
    疼爱他的姐姐给他改了保持至今的名字:“康庄大道,鹏程万里,就叫康鹏吧。”姐姐对弟弟的前程寄予厚望。
    在商丘一中,没人不知道康鹏的,没人不知道他是个能歌善舞,活泼好动多才少年的,没人不知道他是一心想当新中国 “冼星海”的。
 
    考入开封一高(当时称河南师范学院附属高级中学)
    康鹏考入开封一高后,兴趣大变,三年的理工科成绩全优。
    别看康鹏少时那样穷苦,但有着一个聪明脑袋。他一向对别的学科不感兴趣,唯有对数学物理独有情钟,格外偏爱。而且,学习中他还有一套独特的思维方法和学习方法。每次上课,看上去,他似乎也规规矩矩地坐在课桌前,一副很认真听讲的样子。其实则不然。他的脑子里却在思考琢磨着学中遇到的难点难题。
    康鹏上课很少记笔记,偶尔记下些什么,那也都是他自己已经推导出来的东西。每次考完试,他的数学物理成绩总是稳居班里前茅。同学们都觉得他很特殊,有的和他开玩笑,说他是个“怪才”。
康鹏的老师看到他填写的报考志愿表,都无不为他惋惜。数学老师特意找到他说:“你数学这么好,报考北大也有把握,将来可以搞数学。报艺术学校太可惜了。”
    康鹏想起姐姐拧着他的耳朵要他报考高中的情景和数学老师的劝告,决定改填志愿。
    康鹏1955年18岁开封一高毕业。
 
    同年考入哈军工。先在“预科”进行一年的军人基本素质的训练和语文、数学、物理、化学、俄语、政治、战术等课程的加深学习。
    他不出大格,不图先进,内务队列邋邋遢遢。在预科每次队列检查时,他总是班长关照的重点:“你的文明扣又没扣!”,“你的衣领太脏了!”,幸亏他没有胡子,不然,还有一条“你的胡子太长了”。
    1956年,他在哈军工由预科升入本科海军工程系。
 
    康鹏从来都是按照自己的爱好和意愿去学习的。这样,必然和当时的政治背景不相适应。反右期间,有人提出哈军工进行“保密大检查” 是违反宪法的举动。他表示积极支持。这样,就把他拉向了右派的边缘。
    1960年,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他对大闹技术革命停课,大为反感,带头提出课程改进意见,例如,设置苏联柯岗编著的模拟计算机原理等。为此,他和蒋蓉蓉等同学遭到批判。
    他言行举止非常滑稽幽默。每每高兴之余 ,就模仿常香玉河南梆子中的一段 “ ...你要不相信哪,你就看一看,你穿的鞋和袜,身上的衣和衫,千针万线都是咱们连呐...”。 他在学习中善于苦中取乐,每每难题攻破时,都会在宿舍里情不自禁地反复唱着“22 1”一句歌谱,同时,两脚跺地伴奏。  他喜欢游泳,还特别喜欢篮球,在篮球场上带球灵活,往往还伴有杂技动作,当如蛇行般地向前运球时,突然从腰后把球甩向同伙队员,往往获得出奇制胜的效果。他谈吐速度极快,每每引起大家哈哈大笑的时候,他的话突然停下来,你们笑什么?那话是我说的吗?引得大家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他具有极其丰富的艺术天才。1958年,诗歌画运动时,哈军工海军工程系56-341班的诗歌大联唱节目就是以他为主创编的。同学金国栋报幕:“下一个节目是:诗歌大联唱。诗作者金国栋,词作者康鹏,作曲康鹏,指挥康鹏,手风琴伴奏张占基。“哎呀东方红啊,三面红旗升上天...”。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在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自102班学习期间,由两个人表演的节目中, 当时康鹏主演形体表演。“三度空间六面光,窗明几净亮堂堂,书桌整齐被成方,苍蝇老鼠无处藏,……”只见他仿佛手持苍蝇拍在打苍蝇, 又仿佛手握扫把在向洞口逃窜的老鼠扑去。他的活灵活现地表演,令同学们笑的前仰后合,拍手叫好。

    康鹏最突出的是他自走一条“学、胆、思、创”之路。在“学”中,他又以自学为主、“课听”为辅。听课中,他又有“不学、漏学、跳学”之说。对酷爱数学的他来讲,那“一学就会、不用就忘”的机械制图课就属“不学”之列。当年教机械制图课的方老师在课堂上对他提问,让他出了洋相,方老师提问倒三角符号在金属加工件上是什么意思,他信口答道:“表面清洁度”,大家哄堂大笑。方老师风趣地说,你这是康氏定理。那不是表面清洁度,那是表面光洁度! 课堂上“不学、漏学、跳学”省下的时间被用到他思考和推导解决数学难题上。预习和自学高等数学是他提高自学能力的成功方法。偏科学习是他最突出的特点。感兴趣的高等数学、理论电工、无线电理论基础、脉冲技术等学科,他的成绩非常突出。不感兴趣的课或辅科,他每每都是只应付了事。康鹏的字如其人。他写的字无体,无拘无束,从头到尾向右倾斜。
     “胆”是本事的源泉。有胆就会抓住机遇,有胆就敢想敢创。“胆、思、创”成了康鹏敢于冒险、并走向成功之路的法宝。勤工俭学作电话交换机,在做衔铁片时,为了把毛边儿打光,需用锉刀去锉。怎么保证棱角90度,这可是快不得的细活。一个一个的用锉刀去锉,速度既慢也不能保证质量。康鹏想出个提高效率的好办法,作了个简单夹具,放了一摞衔铁用砂轮儿打光,很快就完成了任务。就是这么一件小事,却成为他走向发明创新之路的始点。
    海军工程系电子通讯专科马庆魁政委对于康鹏人生轨迹关键点起重要作用。1938年参加革命的冀中老武工队长马政委,传承了陈赓院长官兵一家的人民军队民主作风。从旧社会康鹏逃荒要饭到今天的国防急需的人才入手,马政委进行耐心地说教,硬是把这个“出身贫农的袁家,讨荒要饭送给任家,后又跟随姐姐姓康”的康鹏从危险的右派边缘拉了回来。
    1959年,由于中苏两国政治紧张,在哈军工的近百名苏联专家突然撤走,鉴于国防科研的需要,哈军工成立了一批新的专业。急需一批从事新专业的教师。康鹏被叫到了马政委办公室,政委说:“你不是一天到晚喜欢数学嘛,领导决定让你到清华去学习。准备一下,三天就走。”
 
    于是,他与曲庭维、常翰章、杨振濂等四人一起去了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借读,这就为日后康鹏走入计算机领域作了最关键的铺垫。当时,自动控制系和电机系在一个教学楼。由系主任钟士模教授亲自讲授自动调节原理课。他深入浅出的讲解,推导严谨的板书公式,使学生能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童诗白教授讲授电子技术基础课,可谓一语道破真谛,妙趣横生,令人回味无穷。……清华教师深厚的理论基础,严谨的治学态度,言简意赅的教学方法,教学和科研紧密结合的作风,为日后康鹏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注入了新的生机。当知道让自己到自动控制系学习计算机时,康鹏心想,计算,计算,只要有这两个字,就肯定跟数学关系非常密切,于是学习劲头就更大了。
    在反右倾的学习和辩论中,有的说全民炼钢连大人小孩儿都上山去炼钢铁了;有的说到处都是小高炉,钢铁和焦炭熔在一块,可真是高碳钢啊?!性格率直的康鹏,口无遮拦,也跟着放起炮来。他认为什么大跃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什么老百姓吃食堂一步进入共产主义,什么大炼钢铁“放卫星”,……都违背了客观规律,也就时不时地从这颗数学脑袋里冒出些奇谈怪论。那时,清华大学经常搞大批判,拔白旗,还发动学生写稿子批判爱因斯坦,大幅“爱因斯坦算老几”的漫画到处张贴悬挂。康鹏问一位批判积极分子:“哎,你知道爱因斯坦吗?懂爱因斯坦吗?”对方斜看一眼,不知他又要冒出什么怪论。康鹏用不屑的口吻说:“你都不懂,还批判他?”参加政治学习、报告大会,脑袋开小差,使他主线的专业基础和专业课的成绩非常好。久而久之,康鹏给一部分人留下的印象是“只专不红。”
    1960年初,大闹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整个清华园。系领导凌瑞冀作了动员报告。“0字班”是毕业班,真刀真枪搞毕业设计,自然是龙头。小老弟儿“自5”为龙须,也不示弱。“自1”当然更得大显身手。一般在教师的指导下2-3人就接受一个技术项目。清华大学电机系接受北京某大剧院研制一项有关灯光控制任务,又转交给自控系。有关同志征求康鹏所在班的意见:“你们搞不搞?”康鹏站起来大声喊道:“搞!”其实,康鹏答应“搞”,带有很大盲目性,但他认为,既然能提出来,就能搞出来。后来,任务就落在他的头上。没过多久,其中几个关键技术解决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后,电机系给自控系写了一封信,表扬康鹏。恰在这时,自控系正准备把康鹏当“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的靶子进行批判。一封表扬信非但没有解脱康鹏的困境,反而火上浇油加剧了批判态势。当时,曲庭维等同学暗暗地为他捏了一把汗。幸运得很,由于哈军工教学和科研工作的迫切需要,领导决定把我们从清华提前调回,于是客观上使康鹏又躲过了一劫。我们回哈军工后直接到教研室报到。由此翻开了我们几个人一生中新的篇章。
    康鹏返回哈军工后,被分到胡守仁为主任的404教研室。并成为 “脉冲技术与数字电路”这门新开设课程的主讲。因为是新课,连教材讲义都没有,而且,一学期课程120学时,每周6—8学时。康鹏就钻进图书馆,边翻译俄文资料,边写讲义,边拿去排版印刷。待讲课开始后,上午讲课,下午给学生答疑和准备下一节课,到了晚上就要全力编写下边就要用到的讲课内容。就这样,40多万字的讲义终于写完了。一学期的课程快要讲完之时,他累的吐血住院了,只能由他的同事孙毅君顶上去讲。
康鹏给学生讲“脉冲技术与数字电路”得了慈云桂教授的赏识。这年末,慈教授大胆地提拔了康鹏担当441-B计算机主设计师和主持计算机项目研制负责人。
    该任务安排到胡守仁为主任的404教研室。该室成立了由刘德祯(组长)、康鹏(副组长)、王振青、任连仲、李忠德、刘文玺、谭信、孟庆余、俞咸宜、曹恤如、彭昌贵、陈显惠、稽启先、黄盛忠、陈有刚、林信荣等十余人组成的441-B设计组。441-B的“44”为404教研室;“1-B”为第1台半导体计算机。
    从此,康鹏走上了创十一项发明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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